Vitalik：我曾追寻的最优治理机制不可能实现，数学与经济学构成更广泛的世界观
「我思考方式的一个变化是，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思考中涉及的经济因素减少了。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加密生活的头五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发明一种在数学上可以证明的最优治理机制，最终我发现了某些根本性的不可能结果，这清楚地表明我所寻找的机制不可能实现，使现有存在缺陷的系统在实践中成功或失败的最重要变量 (通常是参与者小组之间的协调程度，但也包括其他我们经常视为「文化」的黑盒因素) 是我甚至没有建模的变量。」
「以前，数学是我身份的主要部分：我在高中时非常热衷于数学竞赛，进入加密领域后不久，我开始从事大量的编码工作，在以太坊、比特币和其他地方，我对每一个新的加密协议都感到兴奋，经济学对我来说似乎也是更广泛世界观的一部分：它是理解和找出如何改善社会世界的数学工具。所有部分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现在，这些部分之间的契合度有所降低。我确实仍然使用数学来分析社会机制，尽管目标更多的是对可能起作用和减轻最坏情况的行为进行粗略的初步猜测 (在现实世界中，这通常是由机器人而不是人类完成的)，而不是解释平均情况的行为。现在，我的写作和思考中，即使是在支持与十年前相同的理想时，也经常使用非常不同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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